我觉得信息权利是联结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互联网空间实质上是一种常识权力结构，当互联网空间与现实空间发生相互用途时，衍生的各种伦理问题都与信息的产生、占有、传播和用权利的行使有关，大家将这类权利称为信息权利。信息权利是连接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因为潜在的常识权力结构左右着显见的信息权利分配，大家应该在正视这一现实的首要条件下，建构达成互联网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和伦理协调机制。为此，大家将分别讨论现代常识权力结构与现代性伦理、互联网的常识权力结构剖析、互联网信息权利及其诸向度和互联网信息权力的伦理考量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现代常识权力结构与现代性伦理
当思想巨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原稿》中说到技术这一话题时，他眼中的技术不是纯粹的技术活动，而是具备异质性的、正在由科学武装的工业的主要组份。对此，他提出了极为深刻的洞见："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的的、人本学的自然界。"[i]在他看来，技术在带来人的解放的同时，也会致使异化。他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筹备，尽管它不能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ii]
马克思的论述几乎成为现代性的注脚。自启蒙运动以降，在"常识就是力量（权力）"和"敢于求知"的口号的激励下，大家好像找到了主体性的力量：控制自然、控制自我。自此，常识与权力相结合构成了支配社会资源和决定社会运作的常识权力结构[iii]，其表现形式为资本－市场机制全方位展开、"大科学"的出现和科层规范的打造，即社会体制的理性化。这一理性化的结果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运作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由于此种工具理性使主体自己成为"算计"的对象，进而致使了人的异化和大家最为切近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从宏观政治向度对工具理性带来的异化进行了揭示，常识权力结构被夸大为通过对"不真实需要"的满足进行全方位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故他开出的药方是仰赖于边缘群体的"大拒绝"──这一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法。这显然无济于事。于是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开始时尚，如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鲍德里亚从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得出"客体"战胜"主体"的悲观前景。这类对现代性的关照具备两面性，一方面，以思想精英自居的深思者由很难消弭的"立法者"的心态为"大众"设置的应然的生活并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其次，他们的深思的确又是去蔽的，对"权力的诡计"做了虽偏颇但不失深刻的揭示。
他们的一同缺点是，只看到现代性的常识权力结构的全方位统治性的一面，而未看到其解放功能，即现代性带来了丰裕的现代社会。不管现代性的价值取向怎么样，它依旧是一种全体选择，不可以在大体上划分出所谓真实和不真实的需要。因而常识权力结构所致使的异化，并非宏观的解放政治需要立即解决的直接的社会阶级冲突（一阶冲突），而是一种二阶的冲突。假如用对待一阶冲突的方法简单地处置常识权力结构所致使的异化，就大概致使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其所冒的社会风险很难逆料。
"1968风暴"的昙花一现，使大家认识到现代性的常识权力结构是一种微观的平时生活政治结构，并开始考虑怎么样在这种结构下更好地生活。这种结构的弊病是明显的：自然和人的异化。既然不再也不可能以彻底破坏和毁弃的思路一揽子解决，就需要找到一种非暴力的校正和制衡策略。或许有人会提到法律，法律的确是一种精致的规范安排，但毫无疑问的是，从法的实体到法的程序都是守旧性的[iv]，常识权力结构下的效率追求是其挥之不去的约束。但法的核心理念"权利"和"公正"又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应该建构一种使权利得到公正分配的规范伦理，根据权利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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